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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克定一时语塞，只好支支吾吾地说：“当时的具体情况我是记不得了……我是奉我爹的命令去的，让我去看看部队的动静，告诉他们……”

    “告诉他们以挽留袁世凯为名发动兵变？”

    “不……不……只是希望手下挽留，兵变没有预先料到，更没有布置。”

    “袁克定，你不要避重就轻。”法官扬了扬手中的证词，“当时弹压兵变是由时任内蒙古都督地陆尚荣将军自发执行的，当时在场的不少人均指证曹锟曾经对袁世凯汇报说大总统交待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恐怕不是挽留这么简单吧？”

    袁克定额头冷汗直冒，心想你都知道了还来问我作甚？口中却哼哼唧唧地没有一个痛快话。

    法官见状，先把袁克定晾在一边，接着问讯几个第三师幸存的中级军官，他们都承认当日召开会议，就是面前这位“大公子”一个一个“总统的意思”煽动他们搞兵变的……

    “袁克定，本庭最后问你一句，你是否承认京城兵变是由袁世凯授意，由你负责中介转达并由曹锟具体执行及第三师官兵参与的一场有预谋、有政治目的地叛乱？”

    “我承认……”袁克定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句，随即在文书上签字。**

    台下窃窃私语地声音更大了。趁着袁克定签字的时机，记者们猛拍照片。

    “啪”地一声，法槌又响了：“本庭今日审理到此结束，明日继续开庭审理……退庭。”

    人流有秩序地涌出大厅，袁克定则被法警带了下去，他知道，第二天报纸的头版头条又有新闻了--“袁克定当庭供认不讳，袁世凯是京城兵变的幕后黑手！”

    中华民国首次正式大总统的选举筹备也许从时间上看是紧张了点，但各方面都通力配合。并没有出现那种手忙脚乱的尴尬场面，整个筹备工作真正做到了“忙而不乱”，这当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政府秘书长左雨农的居间协调，也归功于秦时竹庞大地秘书团，这帮青年才俊忙得脚后跟踢到后脑勺，无论用怎样的言语来称赞都不为过。

    当然，事情在表面上看过去似乎有些不太对路，秦时竹虽然贵为临时执政，但毕竟只是正式总统候选人的身分参与选举。这帮工作人员作为临时执政的秘书，更应该作为他的私人竞选班子才对。但是，由于到了竞选报名的最后一天还只有秦时竹一个候选人。大家也没有什么好非议的，毕竟，重要的是把事情办成。众多不带偏见的外国媒体在报道时也承认：“……整个筹备工作是卓有成效地，虽然正式总统的选举只有一个候选人让人感到诧异，但毕竟是符合民主体制的行为，中国在经历了多年地**政体后，终于将迎来第一次比较上规模的最高圆首选举，在这方面，文明世界对中国人要有更多的耐心。**”

    西方记者中大概以袁世凯的老友、前《泰晤士报》作者莫理循对秦时竹的成见最深。不止一次地抨击为：“……这实际上只是一次强权的胜利，我们不要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盲目乐观，事实上如果袁世凯先生如果能够在战场上击败对手，他一定能够筹备比这更具有浓郁民主色彩的选举。”由于莫理循屡屡在种种问题上发难，临时执政不止一次地对朱尔典表示了抱怨，并派人与《泰晤士报》进行交涉，希望他们能够改变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考虑到争取中国新政权地配合以及为了维护《泰晤士报》“客观、公正”的态度，报社解聘了莫理循驻华记者的正式职务。但莫理循凭借着他在华多年的人脉和对中国国情的熟悉，还是屡屡大放厥词，搞得秦时竹很是头疼--民主社会嘛，自然要提倡言论自由。好在随着袁世凯案情审理的逐步展开，袁世凯的真实面目越来越被国人所认清，莫理循为袁世凯歌功颂德的文章也越发没有了市场。

    排除这一细微不快后，秦时竹这段时间内对于局势是十分满意的：一方面搭建起了过渡时期政府地架子，稳定了局势，赢得了各方面的信任和认可；另一方面。各项事业进展顺利。无论是案情的审理还是考察团的考察，无论是军队的编组还是经济形势的发展。都趋于稳定状态。特别是人民党获得第一大党地位后，连唯一让政敌可以攻击的把柄也都消失殆尽，让他如何能不高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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