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4章】 谁是正统-《国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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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音刚落,一个小太监跑了进来,“报,东北发来电报。”
载沣拿过来一看,大骂:“居然要我们不要动家小一根毫毛,做梦!”看到最后两句,又叫,“罢了,罢了。
”狠狠地拍了下桌子。
“王爷,究竟怎么回事?”良弼问他。
“你自己看吧。”良弼看完后,连忙喊,“太后,北陵是祖宗陵寝所在,不能有所闪失啊。”
“这个秦时竹,居然拿北陵来要挟本王。”载沣痛苦地大叫,“我与他势不两立!”
“王爷,王爷,不可太过恼怒,事已至此,惩办家小也无能为力,不如卖个顺水人情,总是祖宗陵寝要紧。”
“看来也没什么好办法了,就这么办吧,先放这些乱臣贼子一码。北方的问题不好解决,袁世凯打起了武汉地主意,派了蒋廷干和刘承恩拿着英国驻汉口领事的介绍信前去洽谈。此时地黎元洪眼见革命形势日益好转,早已改变了当初不闻不问的“泥菩萨”态度,动了坐享其成的心思,想趁势通过谈判来确立自己的地位----所以他既要做出代表革命党与袁世凯开展对等级别的谈判地模样,又不能轻而易举地接受袁世凯的条件。
御前会议之后,袁世凯为了巩固权势,通过小德张和奕的手法,动用各种手段逼迫摄政王载沣辞去摄政王的职位,仍旧做他地醇亲王。载沣自然是不甘心地,但从来都被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袁世凯掌了大权,他越发感觉控制不住局面。在皇族内部,由于载沣在武昌事变后处置不力,与袁世凯不能有效合作,亲贵重臣也大有不满,隆裕太后就是主要代表,涉及到内部权力的再分配。在前有袁世凯,后有隆裕太后的夹攻下,载沣终于力不从心,乖乖交出了最高权力,从而为袁世凯又扫清了一个大障碍。
与这个消息相比,秦国镛的事只是一个小插曲,重臣们也未必真的相信这是袁世凯要投敌的预兆,但绝不放过任何机会打击他。老袁心情极好,也就不太计较,不过既然清廷已经让步,他还是要摆一副出力地架子----他向众人通报了进攻汉阳地计划,算是作为他对投敌指控的反击。他也深深懂得,为了使革命党人就范,他还要给予更厉害一点地打击。
毫无疑问,这个任务就落在武汉前线的冯国璋头上。他手里的军队,主要是第四镇全部,第二镇和第六镇各一个协,总共约二万五千余人,在人数、武器和训练上都占据着优势。但在各地纷纷**。清王朝处于土崩瓦解的形势下,部队的士气很低。由于革命军有了补充,又控制了江面,一切渡江船只都在武昌、汉阳方面,北洋军要继续进攻。困难也不少。汉口虽然已经占领,但制高点还控制在革命军手里。武汉之战的胜负未定。汉阳在武汉三镇中地势最高,龟山的炮火可以控制整个武汉,因此汉阳地得失是胜败的关键。
就在北洋军还不成动手的当口,11月16日夜,在凤凰山、大别山炮兵的掩护下。革命军抢先发动了进攻,但由于兵力不足、指挥失误再加各部队之间缺乏默契不能形成有效配合而导致了渡河反攻的失败。这场失败大大挫伤了士气,又加剧了总司令部与军务部、参谋部和两湖部队之间本来就已存在地矛盾,革命军的不利因素更多了。
在汉阳保卫战地节骨眼上。郭文作为东北方面的代表来到了武昌。当初在做出回应有关革命省份会议决策时。秦时竹就和众人商定以上海为主,武昌为次,前者派了以议长吴景濂为首的代表团南下,而武昌方面只是派了郭文作为秦时竹的私人代表去。
黎元洪在都督府接见了郭文,看得出来,他对于眼前这个代表的级别和声望不是很满意,招待也很不热情。郭文没有和他计较这些。临行前。秦时竹特意找他谈了一晚上,告诉他此去地使命是敷衍武昌方面。允许他开空头支票,但一定要鼓舞武昌的战斗意志。郭文是辽阳集团的财务总监,按理说这个差事怎么也不会轮到他。但秦时竹独树一帜,看中了他精明和谨慎的特点,再加上辽阳集团这些年势力地扩大,郭文地眼界也宽广了许多,派他出使也算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对黎元洪的冷淡,郭文早有心理准备,他拿出秦时竹的亲笔信递了过去,信中的内容他早已知晓,无非是一些称赞武昌首义、黎公英明,希望能坚持到底,共同迎接全国胜利的套话。俗话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看见秦时竹的好话,黎元洪地眉头舒展开来了,换上了笑容可掬地神情:
“郭先生一路辛苦了,不知东北情况如何?”
郭文大致将东北的情况讲了一下,这些消息都是报纸上登过地,黎元洪早已知晓,一番重复话语,又听得他皱起了眉头,郭文察言观色,最后来了一句:“秦都督让我代他向黎都督致敬!”
“不敢当,不敢当,复生兄兵起奉天,席卷东北,势头惊人!”老黎也得打打官腔,“不知秦都督对于本督有关中央政府的提议有何意见?”
“关于组建全国政府,秦都督深感必要,但无奈眼下大兵压境,实在分身乏术,他以为,武昌既然是首义之地,那么以湖北军政府代行中央政府的职责再也合适不过。”郭文适时将空头支票开了出去。
听到这番话,黎元洪仿佛被打了一针强心针,立马振作起来。事实上,黎元洪有关中央政府的提议到现在还没有多少人买账,只有江西、广东和广西几个省派了代表过来,但在中央政府具体怎么实现的问题上,这几个省的代表都含含糊糊,没有一个明确态度,象郭文这样直截了当表态支持的实在是独一个。
人家虽然把话说得这么明白,黎元洪也得谦虚谦虚,“哪里,哪里,东北拥三省之地,又占据清廷陪都,我看以东北政府代行中央政府更为妥当。“
郭文强忍着没笑出来,果然如秦时竹所说的,老黎其实是爱权的,更爱面子,眼下所谓的中央政府,只是称谓上的,根本就不能指挥其他省份,革命还在进行当中就如此迫不及待地提出中央政权,如果不能用利欲熏心来解释,起码也是争权夺利争昏了头。
“黎都督就不要谦让了,武昌首义,振臂一呼,全国响应,代行中央政府职权名正言顺。”
既然东北方面如此坚持,老黎也就不便推却,就像模像样地应承下来,双方的关系顿时感觉融洽了许多。眼看时机成熟,郭文又拿出了一封信,信是蓝天蔚所写,内容主要是告湖北父老乡亲和各革命同志。蓝天蔚是湖北人,同时在湖北的革命党人中又有比较高的威望。按照以前商定,是要推举他为都督的。只是武昌起义时他不在此地,都督才落到了黎元洪头上。尽管如此,由于黎元洪本人的犹豫和顽固,一部分革命党人并不满意,三番五次发电报给蓝天蔚。让他到湖北来就任都督,这个事情黎元洪也是知道的,明里暗里也提防这一手,看完了信。他松了一口气。蓝天蔚在信中明确表示拥护他的都督地位,同时告诉大家他所部眼下已改编为东北革命军,正在休整,就不能前来湖北了。
不管怎么说,只要蓝天蔚不来湖北和他争夺这个位置,老黎就觉得开心,他现在甚至已有些爱上秦时竹了。他一派人。就非常时期,恐失机宜”;上海方面的理由也很充分,因为上海聚集了绝大多数革命省份的代表,所以在上海开会比较适合。
得到郭文的空头支票后,黎元洪的底气更足,派居正和陶风集赶到上海,要求代表会议在武汉举行,几经磋商,上海方面同意各省代表去武昌开会,但各省仍应在上海留一人“联络声气”。吴景濂没有兴趣将时间浪费在这种没有意义地扯皮上,他的重点是找苏督程德全、浙督汤寿潜和张謇取得统一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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